法国汉学家儒莲开始翻译佛教著作;汉学家沙畹

  法国启蒙思想家曾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学说给予高度评价。伏尔泰谈到中国时曾说:“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通过了解欧洲汉学的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有关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属于世界,已成为世界思想花园中一枝艳丽的花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自身在欧洲的一面“文化之镜”。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汉学的发展变迁说明,一些汉学家认识到,汉学发展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关联,欧洲汉学界的关注焦点,欧洲汉学界加强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研究。400多年的欧洲汉学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也逐步从单纯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作者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到了20世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著作逐渐增多。法国的戴密微、英国的崔瑞德、德国的鲍吾刚、意大利的白佐良、瑞典的高本汉……这些汉学家为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付出毕生精力,(张西平 杨慧玲,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增强,展示了中国发展思想的厚度与深度?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也将得到进一步促进。

  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近代学术的兴起,西方专业汉学开始沿着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大踏步向前发展。法国汉学家儒莲开始翻译佛教著作;汉学家沙畹则来到中国,尤其通过实地考察华北地区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碑铭成为他关注的重点;沙畹又培育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弟子,其中葛兰言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马伯乐对中国宗教和历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方语言的传统中,汉学这个概念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发展阶段。

  也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体。转向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与文化因素。中国所提出的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使更多欧洲汉学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文明国家取得发展的重大意义。欧洲汉学继续前行。留下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众多著作。

  中国当代艺术家将艺术从昔日受人膜拜的神坛上彻底驱逐,挑战、革新那些他们认为因循守旧、陈腐不堪的艺术传统,一再挑战和突破社会既有的美学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底线,在这股暗涌着的新生浪潮中,他们的作品站在了当代国际艺术的风口浪尖,实际上还折射出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中东方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艺术观点和创作语言惊人地多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猛力场,在客观上,它为近十年全球当代艺术较为平淡的现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经验和新的可能性,公众也能更加主动地参与并影响艺术的发展进程。他们创造出了当代艺术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古老与前卫并存的文化现象。